《求是理論網》劉明忠 沙鳴：建立國企黨組織與法人治理結構權責互補新機制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以明確權責為重點，……，健全黨對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領導的體制機制”，把“明確權責”放在了國有企業黨建的突出位置。因此，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建立董事會后，應當在承認終極目標一致，總體責任同向的基礎上，按照公司法和《黨章》規定，確定董事會、經理層等和黨組織權責、工作重點和決策重點，以及董監事來源構成，既要分權制衡，也要統籌平衡，既要規避內部人控制，也要避免“外部人”失職。

　　一、國企與國企黨組織終極目標一致，實現路徑各有側重

　　如何確定黨組織權責定位，應從設立國有企業和建立國企黨組織本源上分析。

　　（1）設立國有企業的目的。國務院及各級地方政府設立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入世和社會主義公有制三重背景下，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將是特殊企業，其特殊性在于提高了稀缺資源的利用效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必須要產生正面社會效應，但是處于不同行業內的國有企業，其所具有的經濟和社會屬性偏倚程度不同，具體表現為：處于競爭性行業內的國有企業，其主要表現為其經濟屬性，企業的經營目標就是提高經濟效益，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處于特殊性行業內的國有企業，其主要表現出其社會屬性，企業的經營目標就是實現政府賦予的社會目標。處于以上兩種類型行業外的其他行業內的國有企業，其經濟和社會屬性兼具，但通常情況下兩者并不會完全對等。但無論哪種情況，都應以保值增值、做大做強為前提，否則將難以維持經營；都應以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帶動力、影響力為目標，否則將失去存在價值。但其基本衡量依據是經濟增加值（EVA）。

　　（2）建立國企黨組織的目的。中央或各級地方黨委、國資委黨委在國企建立黨組織，是為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培育社會主義勞動者，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加強黨對國有企業領導，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履行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使命。其完成以上使命的前提是健全組織、發展黨員、凝聚職工。其基本衡量依據是“政治增加值”（PVA，Politics Value Added），我們認為至少應包括經營貢獻率、組織覆蓋面、黨員發展數、班子戰斗力、資源整合力、黨員模范力、職工凝聚量、群眾滿意度、黨員對組織承諾度、職工對企業認同度、群眾對國家熱愛度、斗志提升量、社會影響力、腐敗降低率、人才存量盤活度與總量增加數、職工人文素質與文化素質提升數等政治正能量的增量。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么國有企業黨組織的直接服務對象至少有國企、職工和社會等3個，首先把黨的執政使命貫徹落實到這三者，在此基礎上，如圖所示，①國企黨組織通過服務國企，推動科學發展，一方面直接為自己贏得國企信任，并獲得人財物等資源支持，另一方面擴大了黨執政經濟基礎和政府調控力，也間接為職工安身立命、共享發展成果鞏固平臺；②國企黨組織通過服務職工（包括普通黨員），包括教育、培訓、管理和具體服務等，一方面直接使職工聽黨話、跟黨走，一部分先進分子成為黨組織的一員，一部分群眾凝聚在黨周圍，一部分黨員提升對組織承諾度，并使其思想政治覺悟、科學文化技能等得到提升，為黨執政鞏固群眾基礎，另一方面間接為國企提供寶貴人力資源，為社會間接培育“四有”社會主義勞動者、提升社會文明水平；③國企黨組織通過服務社會，一方面直接促進社會穩定，贏得社會認同，鞏固黨執政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間接提升國企美譽度。從而也提升了黨組織“政治增加值”。

　　從國企和國企黨組織“投入-產出”互動關系來看，在二者終極目標一致的基礎上，盡管其各自工作衡量標準各有側重，但卻互為因果，呈正相關關系（比如企業經濟增加值高，也間接體現出國有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到位，有利于體現黨組織政治增加值；而黨組織政治增加值中諸如人力資源提升值等指標提升，也有利于促進生產經營，提升企業經濟增加值）。

　　二、國企法人治理結構與國企黨組織根本目標一致，功能定位各有側重

　　從總體方向上看，國有企業黨委與同級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是一致的。有了這樣的思想和理念，黨委與董事會就會同舟共濟、榮辱與共，圍繞共同的目標、承擔相應的責任、肩負起神圣的歷史使命。探索實踐表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不排斥黨的領導，恰恰相反，黨組織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中，起到了把握政策、掌控方向、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董事會依法行使權力、規范化運作，需要得到企業黨組織的全力支持。這是理解、把握和處理法人治理和黨委政治核心作用關系的基本前提。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國有獨資企業員工利益、股東、黨組織的終極價值也是一致的，但國有企業并不是本企業職工所有，而是包括本企業職工在內的全民所有。

　　但黨組織與法人治理結構功能定位各有側重。歷史的角度看，過去我們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晰、責任不明確，決策執行監督合一，缺乏有效制衡，導致運行效率低。為此黨提出建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然而，辯證看，法人治理結構也有需要補充完善的一面。

　　法人治理結構是指一組以產權為紐帶，聯結并規范公司的所有者、支配者、經營者之間相互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其特點是更關注“物”，更依靠“法”，是以“產”授“權”、依法治企。運作理念是“制衡”。在決策方式上重在專家決策、科學決策、共同決策、個人負責。更體現經濟責任。

　　而“政治”乃“眾人之事”，黨組織作為管方向、抓思想、重育人、善協調的政治組織，突出特點是更關注人，更依靠“德”，所謂以“德”塑人。運作理念是“平衡”，所謂統籌協調。在決策方式上民主集中制，重在民主決策、集體決策、集體負責。更側重政治責任、社會責任，即使黨當前的中心是經濟建設，但這樣的經濟責任也往往通過政治方式來實現。

　　將現代企業制度的“依法治企”與黨組織的“以德塑人” 緊密結合，將剛性管理與柔性管理緊密結合，將制衡與平衡相結合、將民主集中制機制與集體決策個人負責機制相結合，將經濟責任與政治責任、社會責任相結合，將西方文明成果中國化，可以起到珠聯璧合的成效，這是我們堅持在現代企業制度下發揮黨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哲學基礎和功能基礎。我們認為，在企業治理層面，國企黨組織和法人治理結構的定位側重點是：董事會是“選擇正確的事”，經理層是“把正確的事做正確”，監事會是“監督做事的過程，保證方法對頭、結果正確”，黨委是“選擇正確的人和政治舉措為做正確的事保駕護航”。

　　三、建立層層審批、重在考核的權責體系

　　無論何種模式，明責履責是關鍵。從企業需求出發，我們建議，中央完善《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條例》，明確國有企業集團和內部黨組織體制機制。在此基礎上，一是層層明確黨委和法人治理結構的定位、職責權限（表：中央企業“三重一大”決策分工責任建議表），特色化地界定發揮政治核心作用或戰斗堡壘作用具體范圍，并層層報上級董事會會同黨委聯合審批（中央企業集團報中央、國務院或國資委及其黨委審批），編入《層級職責手冊》，或以《公司章程》附則等形式予以法規化。建議對“三重一大”事項作出梳理，屬于發展戰略、破產、改制、兼并重組、資產調整、產權轉讓、對外投資等治理層面的由董事會作出決策，屬于管理層面的，授權經理層作出決策，屬于黨群人事層面的由黨委作出決策。屬于利益調配等涉及職工利益方面的重大決策，以職代會意見為主。

　　二是層層審批下級領導班子成員（包括內部董事、黨委常委、黨組成員工會主席）分工范圍、崗位說明，界定其生產經營和黨建政工工作的精力分配（比如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的，1/3精力抓黨建和團隊建設，1/3精力抓戰略謀劃，1/3精力抓調查研究、對標研究等等），并明確績效考核權重，嚴格兌現落實，實現一崗雙責、雙責統考。

　　三是對黨員負責人參與重大決策中貫徹執行黨組織決議情況要予以考核兌現。當然要拓展決策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前，大多數黨委（黨組）成員與大多數董事（主要指外董或職董，內董基本交叉任職）意見不一致時，暫緩上黨委（黨組）會、董事會決策；決策時，當黨委（黨組）決議與董事會決策不一致時，或不作出決策結論，或報上級黨組織或出資機構仲裁。

　　總之，在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下，實現政治核心與法人治理協同既有價值同向、功能互補、制度安排這樣的內在基礎，又需要努力搭建權責定位、領導體制和雙責考核等方面的運行基礎。

（本文章摘自“求是理論網”。）